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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

伟大的哲学家都已逝去，新的哲学先知尚未出现。即便在哲学自身的领域，它也面临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面，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方面，人类精神都透露出突破的有力冲动，而在政治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等领域，哲学面临因人类生活的巨大变化而提出全新观念和理论的巨大压力，新的观念或许正在酝酿和萌芽之中，但内容和方向并不明朗。

在今天的哲学研究中，哲学运思只有从业者的地域差别，而无思想可能性的地域差别——语言虽然可能在特定的维度形成哲学思考和表达的特殊性，但无关思想本身的可能性。2013年1月14日草 2015年12月2日修改于北京圆明园东听风阁 （原文载于《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1期，商务印书馆。（4）哲学的汉语翻译，这是汉语哲学在现代转向中无可回避的一项宏大工作，这项工作的成就颇为突出，其本身就是汉语哲学现代转向的重要部分。比如，从汉语表达的角度来看，许多由印-欧语系to be形式引起的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广泛的哲学意义。汉语哲学前景 汉语哲学的崛起的障碍，不在于任何其他方面，而在于汉语哲学共同体的观念、视野、方法和态度，此外，就是运用理性的勇气和力量。

汉语哲学，无论传统，还是现代，都具有正当性。事实上，当代的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不仅更多，亦更分明、尖锐和迫切，对此哲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承接了其无可回避的担当和责任。最后我再简单地说一下儒家或中国古代的正义论问题。

儒家最高的理想是万事万物都能够在和而不同的境界中完整地展开自己，所以他既不会牺牲个体价值来追求所谓的总体和谐，但也绝不会罔顾总体和谐来树立抽象的人权标准。天理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程朱理学重新阐发了天理的意义。后世儒家有大量关于时、势的讨论，尤其在关于封建与郡县之争中。在《周礼》里有一整套完备严密的关于王位继承、国家官员选拔、权力机关运作等等的规定。

你这套制度或这个社会好不好、正义与否，体现在能不能让人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儒学首先是一种道德学说，现代人常批评儒家把一切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

刚才老许讲到了天地良心，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说良心何在、良心被狗吃了之类骂人的话，可见良心的原则即使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也仍然在起作用。第三，符合世间万物的最高福祉。作为五常之一的义虽然也可作为王道或理想社会的实现途径，但主要是一种私德而不是公德，而正义属于公德范畴。比如，杀人是要偿命的，欠债是要还钱的。

孔子、孟子皆讲到权的问题，董仲舒进一步讨论到常与变的关系，即不能死守经典和圣训，还要适时权变。这体现在历代儒家对三代圣王之治之理想图景的描绘。儒家天道思想的最后依据，我认为是强调人的生命和整个宇宙的生命息息相关，追求整个宇宙的和谐安宁有序。正因为如此，汉学家们通常不把儒家的义翻译为英文中的just,或justice，而是译为righteousness, 或rightness。

正义（justice）这个词在西方历史上大体上或可理解为一个公正的、合理的社会，或者指一个好的社会。《春秋公羊传》里讲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就是关于制度程序标准的典型论断，明代的大礼仪之争也体现了这一点。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里面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周代礼乐典章制度所规定的正义社会的程序法则。汉儒董仲舒《春秋》决狱时主张原心定罪，就是针对案件当事人的动机而言的。

《易传》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中庸》讲尽性，孟子讲知性，皆与孔子为己之学的宗旨一致。就好比说，我们如果讨论美国正义论，那通常是指美国历史上提出的各种正义学说。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所作的总结，古典儒家似乎并没有明确这样总结过。也就是说，二者所诉诸的终极依据是不同的。如果是规范的范畴，那就是涉及如何来定义中国、以什么为标准、谁有资格定义中国等问题。理与心不同，是更加客观化的原则。

第五种是情境论的立场。第四种是程序论的立场。

严格说来，这是站在现代立场、使用现代术语来挖掘儒学资源，不能说是儒家原有的观点。此外，《礼记》讲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与《孟子》讲与民同乐，都从动机上说明王道政治的一个特征。

与很多人想当然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儒家会在很多情况下坚定不移地捍卫人权、正像他在历史上曾经做过的那样，但他绝不会把人权绝对化，也不会把客观的程序绝对化，因为这不合乎情理。但儒学传统中确实存在大量有关什么是合理（或正义）的制度、以及什么是合理（或正义）的社会的学说，因此我也只是从这些学说出发来分析、推断：儒家如果生活在今天，对于现代社会制度可能有什么评判标准。

第一、心的途径，即从良心出发来确定该采取什么立场。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家认为不能够把社会制度或司法程序固定为一个既定的模式，而要因时、因地制宜，即随着历史情境和人物境况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儒家不是很乱吗？一会这么讲、一会那么讲。因此，理的原则，是否可作为在具体案例中帮人决定在上述五论中取舍的又一条可行途径？ 大家会说，这里的心、性和理的途径或原则，是不是有时会互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它们背后还有没有更高的原则？我觉得儒学在这三者背后还有一个最高标准，这就是天道——天道代表着天人合一的思想。

《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讲上古理想社会民风怎样淳朴，鳏寡孤独怎样受照顾，社会秩序怎样和谐，也是一种效果论。据此，似乎一套制度是不是正义的，不一定是因为它带来的实际效果，而是由于它合乎某种道德标准。

如果谈论中国正义论，那就涉及中国是一个历史事实的范畴还是一个规范的范畴问题。其实，儒家并不是主张这五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同时适用的。

（本文为作者2017年1月6-7日在历史法学年会·2016[重庆：西南大学]上的发言，已发表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2017年2月13日，发表时更换标题） 进入 方朝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儒学 社会正义 。我想至少有两个途径是可以考虑的：一条途径是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正义学说（即他们关于理想、合理社会的学说），找出其根本特点，通过中外比较来阐发其中对于现代人有启发意义的内含，这是由特殊寻找普遍的途径。

这就和西方法权思想背后的个人主义迥然不同。因此，人性的原则是否可作为在具体案例中帮人决定在前述五论中取舍的另一条途径？ 第三、理的途径，即根据事物的道理来确定该采取什么立场。如果美国是一个规范概念，那么美国正义论就变成一个只有美国才有或一种能够体现美国性的正义理论是什么的问题，而后者往往容是说不清的，通常也不可能会被美国学者认为有多大学术价值。这样一来，在衡量社会正义或制度方面，儒家似乎同时有动机论、效果论、道德论、程序论和情境论。

如果是史实的范畴，则中国正义论就可指中国历史上的正义学说，包括儒家的及诸子百家的正义理论。所以，衡量一个制度、一套法律善恶的标准在于它创造的成效，体现在风俗、秩序、济弱、均寡等方面

举天下之物在我，就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

古人曰‘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不见不闻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汉不识痛痒了。龟山更有《求仁斋记》： 尝谓古之学者求仁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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